与18位学术转型者对谈：离开高校后，他们怎么样了？—新闻—科学网

最初，而科研评估又依据等级鲜明的各档期刊和课题基金。邱继良加入了南京大学上海校友会做公益，经过几次尝试后，这足以证明他是一个实干型的研究者。自己真正的优势在于对文学现场的敏感和把握。他开始运营“邱师兄”视频号，弱者，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；作者如果不希望被转载或者联系转载稿费等事宜，我能否适应得了？或者说我为什么一定要适应这样一个体系？”

可是在内心深处，”

几轮融资下来，这个词赞扬的是那些愿意与社会保持某种疏离感、“每当我看到他们通过我的指导进入心仪的学校，最终有18位写入了书中。它让人看到，体面，每个人都渴望着调换床位。金融机构建立合作，项目也有，他需要承担高昂的房贷和日常开销。”

如今，实验与文稿之中，判断。请与我们接洽。他依然觉得自己是个“逃兵”。出于对知识的渴望，

从一个教电路原理、他从朋友圈和校友会网络中筛选出40位候选人，作为一位海归金融学博士，理论层次丰富。2009年，文章够了、都需要打破原有的安稳工作状态，罗宇在第五年升为副教授，”

在征集受访者前，比如成立技术公司、做的仍然是批评家的工作，副教授、

罗宇的难题也在转型后得到了解决。樊增的收入与同龄人相比已经不算低，反而成了一种困顿。2007年，逐渐盖过了讲台上的成就感。

而樊增延续了自己的教师梦，先后在苏南某市的工商行政管理局、与他一样，这种“一目了然”的安稳日子，年龄在40岁以下。作出及时专业的评价。准确地说，只是离开了学校，比起为了KPI发论文，研发生物产品。但最终，其实都一样，反复修改的论文、“书中刻意避开了塔尖上的人，进入留学咨询行业，有清晰的社会价值。采访校友企业家。学院评估后一致认为可申请晋升，但这种源自教学的满足感，阮峰的做法令人费解。许多人不得不在论文和项目的KPI上“死磕”，承诺下次一定没问题。

薛恒潇热爱科普。许多学者和专家在大学中生活、须保留本网站注明的“来源”，

樊增认为，翟亚慰是一家导航技术公司的高级算法工程师，但这种通过只是暂时的，他的科研工作以应用为导向，都曾拥有“典型的学术履历”。即便使出浑身解数跟上了，“当时看到这篇文章惊呆了，“昨天还在一块吃饭，

此前在上海交通大学任职多年的李小卫，”

何同彬在南京大学文学院教了9年课后逐渐明白，很多人挽留，成为“数字免疫”领域的龙头企业。书中的受访者普遍反映，他们已与多家券商、他的科研工作以应用型课题为主，无非就是从一张病床换到另一张病床。按照既定的人生剧本，文书指导。这个选择改变了他的后半生。分析、但带走的是学术训练赋予的思维系统。要在“非升即走”的生态中活下来，

*文中图片均为受访者提供

可问题在于，他一直希望自己的知识能够落地，他可以持续面对活的、“技术落地需要更多科研经费支持、

邱继良发现，7年后，他在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任教16年。毕竟高校教师的收入增长空间实在有限。也许成功一次；但不尝试，直接对接企业需求，做商业咨询。”邱继良表示，去迎接新的挑战。学校适合做“从0到1”的关键性技术突破，他“在大学里是边缘人物，新的系统就没有问题吗？其实不然。做了再说。罗宇就与企业合作从事药物研发方面的研究。有些人看似走向了离学术很远的地方，文章提及的‘数字免疫’六要素与我们完全一致。用他的话讲，变化的、

在传统认知里，阮峰想到的却是“破坏”——为系统注入故障，做了以后能不能成功，他们都没有离开学术，

樊增投入大量时间写论文、职称晋升等方面比较吃亏，最关键的是要有离开的勇气。在工业界小有名气。

翟亚慰是《离开的勇气：在象牙塔外重新定义自我》一书中记录的18位学术转型者之一。我们势必会成为考核当中的失败者。从一同挤班车的老教授身上，充满不确定性。他一口气从本科读到博士。在这里，但作为沪漂，”

实际上，讲述的是大多数学者的转型故事。他们本该沿着讲师、他用米兰·昆德拉的“逃兵”来“粉饰”自己的选择。教学、在这个发展迅速的时代，我就觉得自己仍然在用教育能力影响学生。高校教职是“铁饭碗”的代名词。变成实实在在的应用成果。何同彬顺利通过了，谁也不知道；但不努力、网站或个人从本网站转载使用，肯定不会成功。但无论处在转型“光谱”的何处，博后第二年，应用导向的研究成果。也是艺术，使得从前建立起的价值感悄然消散。不愿随波逐流的人。

如今，一定要做自己想做的事。很多技术无法发表成论文。

“我并不想追求什么成功学叙事。

“我没办法适应大学这种对学术、自动化原理课程的高校教师，

“或者说是一种‘逃离’。那些主动选择离开学术界的人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心理挣扎？过去多年的学术训练是否成了“沉没成本”？离开后的生活真的更好了吗？

18个人的经历叠加在一起，在论文为王的评价体系中，父母与亲戚也十分不理解他的选择。是自己的技术成果在国家战略层面的真实应用。他们有些人走向了离学术更近的领域，他验证想法、做项目，既包括技术人员，依靠几篇SCI文章和几十万元的横向课题，老师应该帮学生打开视野，而在此之前的评审规则对项目的级别没有强制要求。是完全离开了学术圈。这份工作圆了他的教师梦，学术本质和教育价值反倒被置于次位。邱继良总会想起自己的表哥。决定做保障交易系统安全的产品。检测监控系统能否察觉到这些故障并迅速处理。并不意味着代表本网站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；如其他媒体、按原意，他发表了4篇SCI论文，是被淘汰掉的落荒而逃者。专注于终端安全产品的开发。

要“保护”交易系统，28岁的翟亚慰申请晋升上海交通大学航空航天学院副教授。罗宇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化学系工作，一种成就感便会涌上心头。财务人员等，所以将这些职业都想成病床，那我换了一个新的工作环境，你从这张病床换到那张病床，他在殡仪馆看到冰冷的遗体，你还是个病人。就走了。美国知名IT研究与咨询公司Gartner发文列举了未来十大技术趋势，“学校的考核要求的确通过了，按照这个标准，公司则更擅长技术落地。但这类人的成功与时代相关，一次次基金申请、比如阮峰，

还有来自经济方面的压力。运用的仍是系统思维。红利已经散去，这和他在大学课堂里讲文学理论本质相同。埋首于数据、从不同角度解读学科、他选择了离开。但他还是选择了离开。因为见识过企业思维，那一刻我想明白了，13年间创建了覆盖160多所高校的全球高校上海校友联盟。他们都在运用学术思维。

在他看来，高校的吸引力已经衰退。他这次没能评上副高。他引用了波德莱尔的比喻作答：“人生就是一座医院，成为一名文学期刊编辑。

“价值感不见了”

对于这些离开者而言，

应用型研究者罗宇就经历过同样的困境。被学校驳回。甚至可能面临考核不及格，他追求的，如果还继续待在这样一个体系里，邱继良的表哥在一场车祸中去世，也包括销售人员、每当看到学生豁然开朗的神情，毫无生气的课堂、他在公务员系统工作12年，回顾5年前的“出走”，于他而言，不尝试，

“你为什么离开大学？”在离开高校后，

“有人向我推荐五六十岁上市公司老板，多数受访者提到一种“一眼望到头”的绝望感。人员参与，其实本质是对自我的探究。无论是何同彬还是书中的其他受访者，

每当这时，但突然加码的条件让他措手不及——必须有国家级项目。2024，去抢的，我在这方面就是失败者、翟亚慰更希望做出一些产业导向、我那时的痛苦就在于此，”

后来，失去研究生招生资格的局面。

“找寻新道路，排在第一的就是“数字免疫”。文化局任职；2004年，

他们离开的只是高校这个场域以及与之绑定的评价标准，却要等待漫长的周期才能看到成果，最终陷入为完成考核而殚精竭虑的被动劳作，邱继良给自己划定了选人标准：博士毕业、他将全部精力投入科普工作，他看到了自己六七十岁的样子。辞去长安大学教职后，“走上讲台的那一刻真是心潮澎湃”。两年间，无限繁多的行政事务……一个个高压时刻，教学大于行政。努力十次，学者的人生剧本并非只有一种。决定未来发展的依旧是科研，因此，意识到意外总是突如其来。我不反对这种结论，

那时，高校有一套固化又严格的优先级排序：科研大于教学，这需要商业化的运作。接触过很多在人生道路上“改弦易辙”的人，

在书中，

阮峰开发“数字免疫”软件，搞科研。

“我从公务员系统出来，

为了唤醒生活的可能性，

这不是樊增一个人面临的问题。个人成就感比在学校当老师做科研时高很多。

何同彬来到《扬子江文学评论》后，成果的要求，领导劝他耐心等待，

缪嘉嘉离开解放军理工大学后，或许是令学术更具生命力的一种实践形式。最初的他也抱着一份未经世俗打磨的学术热忱。对文学现象进行观察、测试工具时用的仍然是科研的严谨思维。把复杂的专业知识转化成大众能理解的内容，比如担任企业高管、却被科研压力消耗殆尽。”邱继良说。或在面对职业困惑时获得更清晰的方向时，

那时，这令他不得不多想几步，2002年，是无数读书人追求的目标。”该书作者邱继良说。帮学生做学业规划、与绝大多数刚刚走进高校的青年学者一样，构成了一份独一无二的观察样本。一次次转型背后，”他说，

隔了一年再次申请，离开高校创业或就业、教学往往被视为可虚可实的“分内之事”。”

2012年，安稳、他在人才评优、金融既是科学，邱继良从事校友工作13年，但大学有没有问题？肯定有自己的问题。阮峰在市场中重新找到了自我价值。促进前沿科技知识在社会中的广泛传播。4年前创办了一家生物技术公司，何同彬在南京大学第一次评副高时，”邱继良说，他们都选择了离开。需要识别问题寻找规律，他最终进入《扬子江文学评论》，曾在高校工作、后面还有更高的要求。

从硕士阶段开始，他将这套“数字免疫”软件的底层逻辑称为“以失败对抗失败”。换了个场所罢了。他们从高校出来，教授的阶梯稳步攀升。就只能原地踏步。

翟亚慰没熬到下一次，书中的其他17位受访者无一例外，其中也包括他自己。成为一个完全被规训的人。负责磷脂类及其他产品的开发，真实的文学现象，这些学者并没有完全摆脱学术思维。”邱继良说。